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一批由党领导的爱国民族工业企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生产救国、支援前线，书写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史诗配资炒股公司，也留下了诸多承载着抗战记忆的珍贵文物。这些爱国企业，很多是如今国有企业的前身；这些爱国员工，很多是国企人的前辈；这些爱国壮举，早已融入红色血脉，成为国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新特别推出“国企先辈抗战印记”系列策划，带您走近抗战时期的遗址、文物、书信等，以物证史、以史溯魂，一起重温那些镌刻着赤诚与担当的红色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第九期《中国青霉素，竟源于抗战期间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你知道吗？
我国最早的青霉素，
竟诞生于
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1942年，汤飞凡、卢锦汉等从发霉的旧皮鞋上发现并分离出青霉素菌株。
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的藏品中，
有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皮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双皮鞋背后
藏着一个中华民族科技创新、
自力更生的故事。
它的余晖，
至今依旧照亮着无数人生的希望。
谈起它的故事，
要回到抗战期间那段烽火岁月——
我国的科学家们从它的身上
分离出了青霉素菌株。
而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篇章，
也在那一刻，
徐徐展开。
荒草地上另起炉灶
读书会上发现“救命药”
20世纪30年代，战火逐渐烧到祖国腹地，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中央防疫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前身）被迫从北京向南迁移。
北京、南京、长沙……1939年，中央防疫处终于辗转迁至昆明。但经历了一路颠沛流离，设备损耗无数，机构运转也近乎瘫痪。正值抗战期间，瘟疫猖獗。为了保障破伤风血清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不断档，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汤飞凡毅然肩负起重振中央防疫处的重任。
在仪器设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汤飞凡带领仅有的二十余名工作人员，从杂草丛生的荒滩上重建起了新的中央防疫处。
西山下、滇池畔，尽管战火纷飞，研究人员还坚持学习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杂志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一次读书会，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也正是在1941年，一次读书会上，汤飞凡等人偶然注意到，文献资料中名叫青霉素的抗生素杀菌效果极强，对治疗疾病有重要价值。
二战期间，青霉素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西方将青霉素的生产技术视为军事机密，青霉素也被视为战略级物资，极为稀缺。为了减少对西方生产的盘尼西林（含青霉素的药品名称）的依赖，中央防疫处当即将研发国产青霉素提上日程。
一场艰苦卓绝的研发历程，开始了。汤飞凡带领魏曦、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樊庆笙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立即着手开展青霉素研制工作。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生产间。
踏破铁鞋寻菌株
旧皮鞋“立大功”
第一步，就是先找合适的菌株。
青霉菌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但找到能高效产出青霉素的菌株却如同大海捞针。
1939年，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
当时，汤飞凡从印度带回了几十株青霉菌，但效果都不理想。没想到，转机竟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午后。
那天，研究所大扫除时，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一双旧皮鞋鞋面上长出的绿霉引起了汤飞凡的注意，他赶紧叫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几人从鞋上的霉菌中分离青霉菌。
没想到，这一株菌株成为了团队从四十余株帚状霉菌中筛选出质量最佳的菌株。
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科学家们苦苦寻觅的菌株，就在这“鞋”上。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青霉素接种培种场景。
“手工作坊”克难关
千金难换青霉素
解决了菌株难题，他们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缺乏关键实验试剂和基本仪器设备。
对此，汤飞凡曾感慨：“回忆吾人实施此一工作，亦甚困难。缘彼时昆明地方，关于干燥需用之一切设备，百无一有。”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考察昆明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写道，“……中央防疫处，由中国最有才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主持……尽管缺乏自来水，他们的工厂仍保持高标准的洁净……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
就是在这样近乎“手工作坊”的研发环境下，汤飞凡和研发人员们克服了重重技术难关，完成了青霉素的提取。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首批产量仅五瓶，每瓶5000单位。
此后，珍贵的国产青霉素随即投入临床验证。
在惠滇医院，医生选取了数位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已被认为救治无望的患者进行国产青霉素注射，结果令人振奋：患者悉数痊愈。后续在昆华医院的试验也证实了其显著疗效。彼时的青霉素，价值连城，有记载称“有人愿以一两黄金购买一支”，但中央防疫处始终坚持按每支一元的低价售给急需的病人，对有些贫困病人还予以减免。
尽管受限于战时条件未能大规模生产，但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的成功意义重大，为日后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朱既明、黄有为、樊庆笙、汤飞凡撰写的论文《中国青霉素的生产试验》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
1944年8月，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考察昆明时与汤飞凡交谈。
抗战期间，除了攻克青霉素研发难题，中央防疫处还生产疫苗、血清，它们被源源不断供给军民，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生命线。仅1940年上半年，中央防疫处就生产霍乱疫苗417万毫升、破伤风血清303万毫升，不仅支援国内战场，还供应东南亚盟军，为战胜法西斯做出重要贡献，赢得国际赞誉。
这座位于西南边陲的“科学绿洲”，不仅催生了中国最早的青霉素等重大科研成果，更淬炼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生物医学人才。当春天来临时，这些“种子”被播种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45年9月2日，中央防疫处庆祝同盟国胜利大会全体职员在昆明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童村、马誉澂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继续留在更名后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开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
1947年秋，马誉澂（左）和童村（右）正在做青霉素提炼工艺的试验。
1947年，《一四七画报》专版拍摄介绍中央防疫处青霉素制造进展。
回望峥嵘岁月，
从消灭天花、消除脊灰、有效控制乙肝、
大幅降低麻疹等传染病危害，
再到抗击非典、决战新冠的关键时刻，
一代代国药人
始终冲锋在护卫公共卫生的最前线。
汤飞凡等老一辈科学家
在民族危难之际守护健康的坚韧与担当，
早已融入新一代国药人的骨血，
成为血脉中最深沉的基因。
如今，
新时代的国药人，
正继续以科技创新续写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使命，
在国家与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矢志不渝地守护生命之光，
让这份穿越世纪的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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